第九章 监护人
一月，元旦刚过，我给刘鑫的父亲打了电话。
这是程序要求。虽然刘鑫目前没有被列为犯罪嫌疑人，但作为案件相关人员，需要通知监护人来院做一份补充询问笔录。我让助理小陈通知的，对方说行，问什么时候，小陈说周四上午，对方说好。
周四上午，刘鑫的父亲准时到了。
他比我想的年轻。四十出头，穿一件深灰色的羊绒大衣，里面是黑色高领毛衣，手腕上一块表，表盘不大，看起来不便宜。他站在办公室门口，敲了三下门，不轻不重，刚好让人听见。
“林检察官？”
“请进。”
他走进来，没有像周晨妈妈那样四处看。他直接走到办公桌对面的椅子前，但没有马上坐下，而是等我先坐了他才坐。这个顺序不是巧合。
“喝茶吗？”
“不用，谢谢。”他的语速不快不慢，声音不大不小。坐姿很正，背不靠椅子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，右手在上左手在下。
我看了一眼他的手。指甲修剪得很整齐，没有倒刺，也没有长期体力劳动留下的茧。这双手和那天在医院门口跟我说话的那个母亲的手，放在一起，像两个世界的照片。
“刘先生，今天请你来，主要是补充了解一些情况。刘鑫那个案子，还有一些细节需要核实。”
“您请说。”
我在他面前摊开笔记本，先问了几个常规问题——家庭情况、刘鑫的成长经历、在校表现。他回答得很顺畅，像是在心里过了很多遍。
“刘鑫从小就很懂事。”他说。“成绩一直排在班级前列。老师对他的评价也很好，说他有领导能力，做事有分寸。”
“你和他聊过周晨的事吗？”
“聊过。”
“什么时候？”
“事发后的第二天。”他说。“我到学校去，在宿舍里和他谈了一个多小时。”
“他怎么说？”
“他说他和周晨之间没有矛盾。他说那天就是一个意外。他站在楼梯上，周晨从上面下来，王哲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推了她一下。他说他当时愣住了，没反应过来。”
他说话的时候，手一直放在膝盖上没有动。但我注意到他右手的拇指在食指侧面轻轻蹭了一下，又蹭了一下，像在擦拭什么东西。
“你相信他说的？”
他看了我一眼。那个眼神很复杂——不是被冒犯，不是紧张，更像是在衡量我这句话的分量。
“我是他父亲。”
这句话不是一个回答，但他说得很慢。慢到六个字之间都有停顿。
“刘先生，我们查到一件事。案发前两个月，有人给王哲买了一双球鞋，价格不便宜。购买方式是线下现金支付，没有留下购买人信息。”
他没有说话。
“你知不知道这件事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刘鑫有没有跟你提过他和王哲之间的经济往来？”
“没有。”
“刘鑫每个月的零花钱大概多少？”
他想了一下。“一千五到两千。看情况。”
“看什么情况？”
“家里公司经营状况好的时候会多一些。”他说。“但我不鼓励他乱花钱，钱都打到他自己的卡上，他能看到余额，要学会规划。”
规划。这个词用在14岁孩子的零花钱上，让我觉得有点奇怪。但我也说不上哪里奇怪。
我在笔记本上写了一个数字：1500-2000。
“刘先生，你觉得刘鑫和王哲之间是什么关系？”
他这次想了更久。大概四五秒，或者更长。他把交握的手换了一下，右手在下左手在上。
“同学关系。王哲是他们班的，和刘鑫住一个寝室。据我了解，刘鑫帮助过他。”
“帮助？什么帮助？”
“王哲家庭条件不太好，刘鑫有时候会借他钱，或者请他吃饭。我觉得这体现了刘鑫的善良。”
善良。
我低下头，没有让他看到我的表情。
“刘先生，你觉得刘鑫在这件事里有责任吗？”
他的身体往后靠了一下。这是进来以后他第一次改变坐姿。椅子发出轻微的响声。
“法律会给出公正的判断。”
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差一点笑出来。不是觉得好笑，是觉得熟悉。一模一样的话，刘鑫说过，现在他父亲也说。像一把钥匙配一把锁，严丝合缝。
“我现在不是在代表法律问你。”我说。“是我个人想知道，你觉得你儿子有没有责任。”
他看着我，沉默了三秒。
“林检察官，我相信刘鑫。他是一个好孩子。他从小到大没有惹过任何麻烦。这件事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。他这几个月瘦了很多，晚上经常失眠。”
“失眠？”
“对。他妈妈带他去看过心理医生。医生说他有轻微创伤后应激反应。”
我看着他的眼睛。那双眼睛不大，单眼皮，眼珠颜色很深。他的表情是真诚的——至少看起来很真诚。他真的相信他的儿子是一个好孩子，真的相信这件事对刘鑫来说是一个打击，真的相信失眠和创伤后应激反应是他的儿子在承受痛苦。
他没有说一句假话。
他只是没有看到全部的事实。
或者说，他不想看到。
“刘先生，谢谢你今天来。后面如果还有需要，我会再联系你。”
他站起来，把椅子轻轻推回原位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从大衣内袋里掏出一个白色的信封，放在门边的柜子上。
“这是什么？”我问。
“一点心意。您辛苦了。”
“拿走。”我说。语气没有起伏，就是两个字。
他看了我一眼，没有犹豫，走过来把信封拿起来，塞回内袋。动作很自然，像是做惯了这件事。
“林检察官，那我先走了。”
门关上了。
我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，把刚才的对话在脑子里过了一遍。他说了十几句话，每一句都合法、合情、合理。他没有撒谎，没有激动，没有失态。他把一个失控的事件，规规矩矩地放进了“意外”“孩子还小”“会好起来的”那个框里。
但有一件事他始终没有回答。
我问了他两次，刘鑫和王哲之间是什么关系。他第一次说“同学关系”，第二次说“帮助”。他没有提到“朋友”，没有提到“信任”，没有提到任何人与人之间真正的联结。
因为他知道他儿子和王哲之间，不是什么正常的关系。
但他不会说出来。
我翻开笔记本，在刘鑫的名字旁边写了一段：
他父亲说刘鑫“帮助”过王哲。但他用的不是“帮”那个字在他嘴里像一颗没煮熟的汤圆，含在嘴里，烫得咽不下去。
他的失眠是真的。他的“善良”也许也是真的。
但善良和恶，从来不是不能共存在同一个人身上。
下午，老方打电话来问情况。
“刘鑫父亲来了？”
“来了。”
“怎么样？”
“很体面。”我说。
老方在电话那头哼了一声。那个“哼”里有很多意思。
“对了，还有一件事。”老方说。“赵明的专门矫治教育批下来了。下周就转去市里的专门学校。刘鑫那边……”
“刘鑫的还在走程序。”
“你觉得能批下来吗？”
“不好说。”我说。“他现在还没有任何被认定为教唆的证据。如果只是以‘在场’为由送专门矫治教育，理由不够充分。”
“所以可能什么都做不了？”
我没回答。
挂了电话，我打开刘鑫的档案，把所有的材料又看了一遍。聊天记录截图、通话记录清单、银行流水、学校证明、老师评语、同学询问笔录。每一项都干干净净，像一个被精心打扫过的房间。
我把档案合上，在封面上用手指敲了三下。
法律是一把尺子。
但有些人，天生就懂得怎么站在尺子量不到的地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