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一章:异国生活
飞行了十三个小时。易溯中途醒了几次，每次睁开眼，舷窗外都是一样的景象——深蓝色的天空，白色的云层，机翼尖端那盏红色的小灯在有节奏地闪烁。机舱里的灯光调得很暗，只剩座椅下方几盏阅读灯亮着，在地毯上投下一小片一小片昏黄的光。他把座椅放平，裹着毯子蜷在里面，身体很累，但大脑不肯彻底休息。那些画面在他脑子里反复播放——梅录站在花店门口挥手的样子，周承站在停机坪上大衣被风吹得紧贴在身上的样子，香港在舷窗外越变越小、最后变成一个看不见的点的样子。
飞机开始下降的时候，易溯从半梦半醒的状态里浮了上来。耳朵里嗡嗡的，像隔了一层棉花，窗外的云层变厚了，灰白色的，偶尔从缝隙里露出下面黄褐色的土地和整齐排列的住宅区。加州的阳光透过舷窗照进来，刺眼，干燥，和香港那种湿漉漉的光线完全不同。
落地的时候是当地时间上午十点。机场很大，航站楼的玻璃幕墙把阳光过滤成一种柔和的白色，地面是磨得发亮的水磨石，拖着行李箱的人匆匆走过，鞋跟敲在地面上发出清脆的声响。易溯背着一个帆布包，手里捧着那束花，走出到达大厅。花还新鲜，洋桔梗的花瓣在加州的干燥空气里显得比在香港时更挺括了一些。
一个穿着深色西装的中年男人举着写有他名字的牌子站在出口处。男人自我介绍姓林，是周承在美国这边的助理，负责他在加州的一切事务。林助理话不多，接过易溯的行李箱，带他走向停车场，一路上只说了必要的几句话——“车在这边”、“路上大概四十分钟”、“房子已经准备好了”。
车是一辆深灰色的轿车，车内很干净，座椅是浅色的真皮，闻不到任何异味。林助理开车很稳，从机场出来上了高速，路很宽，车很多，但开得快，大家都快，八十英里的时速在易溯看来已经很快了，但旁边的车还在超他。路两边是大片平坦的土地，棕黄色的，长着低矮的灌木和零星几棵歪歪扭扭的橡树。远处的山也是棕黄色的，被太阳晒得发白，轮廓像被水洗过一样模糊。天很高，蓝得发紫，没有一丝云。这种空旷让易溯有些不习惯。香港的天是被楼切碎的，这里的天空是整块的、完整地扣在头顶上，像一口倒扣的蓝锅。
房子在帕洛阿尔托的一条安静的小街上。街道不宽，两侧种满了树，不是香港那种行道榕树，是高大的橡树和枫树，树干很粗，树冠在空中交错，把整条街罩在一片斑驳的树荫里。路两边是一栋栋独立的房子，每栋都不一样，有西班牙式的白墙红瓦，有都铎式的木架结构，有一栋是现代风格的，大片的玻璃幕墙反射着天空的颜色。
车停在其中一栋小楼前。白色的外墙，深灰色的屋顶，门前有一小片草坪，修剪得很整齐，草坪边缘种着几丛绣球花，开过了季节，花球已经干枯了，变成一种暗沉的褐色，但枝干还很直。门廊下面摆着一把木椅，椅子上放着一个蓝色的靠垫，靠垫被晒得有些褪色，但看起来很软。
林助理把钥匙递给易溯，打开门，把行李箱放在玄关，然后退了出来。
“周先生说您先休息，有什么需要随时打这个电话。”他递过来一张名片，上面只有一个名字和一个号码。然后他走了。
易溯站在玄关，看着这栋房子。
不大，上下两层，楼下是客厅、餐厅和厨房，楼上是卧室和书房。家具不多，但每一样都在该在的地方——深色的布艺沙发，长方形的木茶几，茶几上放着一盏台灯和一盆小小的绿萝。墙上没有挂画，但有一面全身镜，镜框是白色的，擦得很亮。地板是浅色的木地板，踩上去有一点弹性，发出轻微的咯吱声。
厨房很小，但东西很全。灶台、烤箱、冰箱、洗碗机，台面上摆着一套全新的锅具，炉灶旁边的架子上整齐地码着调料瓶——盐、胡椒、酱油、橄榄油，标签全部朝外。冰箱里有牛奶、鸡蛋、面包、黄油、水果，还有一些用保鲜膜封好的熟食，看起来是这两天刚放的。
他上了楼。卧室不大，一张queen size的床，白色的床单，叠得棱角分明，枕头是两个，并排放在床头，枕头中间有一条浅浅的凹陷，像是被人用手掌压过的。床头柜上放着一盏台灯和一本书——不是他之前在看的GRE词汇书，是一本斯坦福大学的校园导览手册，英文版的，封面上是胡佛塔的照片，橘黄色的塔身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。衣柜里挂着他的衣服，从香港寄过来的，叠得整整齐齐，按照颜色深浅排列，从深到浅，像一个渐变色谱。卫生间里的洗漱用品也是按照他在周宅用惯的品牌准备的，牙膏已经挤好了，放在杯子上。
易溯在床边坐了一会儿，手里还捧着那束花。他把花放在床头柜上，拿起那本导览手册翻了翻，然后放下了。
座机响了。
他走过去，拿起听筒。
“到了？房子看了吗？还缺什么？”周承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，隔着太平洋，听起来比平时远了一些，但还是那种稳稳的、不急不躁的调子。
“嗯。看了。不缺。”
周承沉默了两秒。那种沉默不是没话找话的尴尬，是一种隔着电话线也能感觉到的、安心了的沉默。像一个人确认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之后，不需要再多说什么，就可以放下心来的那种安静。
“倒时差，先别睡。熬到晚上再睡。”周承说。
“好。”
又是一阵沉默。这次更长一些。易溯握着听筒，听到电话那头很轻很轻的呼吸声。他想说点什么，但不知道说什么。谢谢说了太多次了，而且现在说谢谢好像也不对——不是不感谢，是感谢已经不是一个词能装下的了。
“我先挂了。”周承说。
“好。”
电话挂了。忙音嘟嘟嘟地响了几秒，然后变成了持续的蜂鸣声。易溯把听筒放回去，坐在床边，看着那个电话机。黑色的，笨重的，按键是圆形的，上面印着数字和字母。他伸手摸了摸那个听筒，塑料的，凉凉的，上面还残留着他掌心的温度。
他站起来，走到窗边。窗外是一个小院子，不大，铺着石板，石板缝隙里长着青苔。院子角落里有一棵柠檬树，树上挂着几个青绿色的果子，还没熟。阳光很好，把整棵树照得透亮，每一片叶子都泛着光。
他没有听周承的话。他在床上躺下了，本来只是想躺一会儿，但身体比大脑诚实，一沾到枕头就沉了下去。那本导览手册还翻在胡佛塔那一页，台灯没关，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挤进来，在他的眼皮上画出一条细细的橙色光带。他感觉到那些光，但睁不开眼，意识像一块石头一样往下沉，沉进了一个没有梦的、漆黑的深处。
醒来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易溯摸到手机看了一眼——晚上八点。他睡了将近十个小时，脑子像被水洗过一样干净，空白，什么都没有。他躺了一会儿，然后坐起来，开了灯。那束花还在床头柜上，洋桔梗的花瓣在灯光下白得发亮，边缘有一点点蔫了，但整体还是好的。
他换了衣服，出了门。
斯坦福大学离这里很近，走路大概二十分钟。他没有开车——林助理留了一辆深蓝色的轿车在车库里，但他不想开。他想走走。帕洛阿尔托的夜晚很安静，街上几乎没有行人，只有偶尔一辆车从身边驶过，轮胎碾过柏油路面发出沙沙的声音。路灯不高，灯光是暖黄色的，在橡树巨大的树冠下面投下一圈一圈的光晕。空气凉凉的，干燥的，带着一股草木被晒了一整天后散发出来的气味，像割草机刚开过的草坪，又像干枯的树叶被太阳烤出来的那种焦香。
他沿着街道往西走。路过了几家住户，窗帘后面透出电视机闪烁的光，有人在笑，声音模模糊糊的，隔着一层玻璃和一层纱帘传出来，像来自另一个世界。走过一个十字路口，路变宽了，人行道变宽了，两侧的树也变了，从橡树变成了棕榈，笔直的树干高耸入云，树冠在夜空中像一把倒扣的伞，被路灯照得下半截亮上半截暗。
斯坦福大学的入口在棕榈大道的尽头。没有大门，没有围墙，没有门卫室，只有一条宽阔的大道笔直地通向远处，两侧是整齐排列的棕榈树，在夜色中像两排沉默的卫兵。大道尽头是一片巨大的广场，地面是浅色的石板，被月光照得发白。广场正中央是一座高大的建筑，红瓦屋顶，黄色的砂石墙面，拱形的门廊层层叠叠，在夜色中像一幅褪了色的油画。
易溯站在广场边缘，没有往里走。太晚了，大部分建筑都关了灯，只有几盏路灯还亮着，在广场上投下一小片一小片的光。远处的胡佛塔在夜空中显得格外高，塔顶亮着一盏红灯，一闪一闪的，像一颗低空悬停的星星。他站在那里看了几分钟，然后转身走了回去。第二天早上，他起得很早。
时差还没完全倒过来，六点不到就醒了。天刚亮，光线是灰蓝色的，从窗帘的缝隙里渗进来，把整个房间染成一种冷冷的、像水底一样的颜色。他洗漱好，穿了一件薄外套，出了门。
早晨的帕洛阿尔托和夜晚不一样。空气里多了一层薄薄的雾气，不是香港那种湿漉漉的、黏在皮肤上的雾，是那种干爽的、像纱一样的雾，看得见，但摸不着，贴在脸上凉丝丝的，走几步就散了。街道上有人在遛狗，一个穿着运动服的中年女人牵着一只金毛，金毛走得很慢，鼻子贴着地面，东闻闻西闻闻，女人不急，就站在旁边等着，手里端着一杯咖啡。
他沿着昨天的路走到了斯坦福。
白天的校园和夜晚完全不同。棕榈大道在晨光中像一条金色的河流，两侧的棕榈树被阳光从侧面照亮，树干的纹理清晰可见，一片一片的鳞片状纹路，像大象的皮肤。广场上的石板地面被朝阳染成了蜂蜜色，每一块石板的接缝处都长着薄薄的青苔，被昨夜的雾气润湿了，在阳光下泛着湿润的绿光。
主楼是纪念教堂，正面是一幅巨大的马赛克壁画，画的是圣经故事，人物众多，色彩斑斓，金色的背景在晨光中闪闪发亮。壁画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用指甲盖大小的彩色玻璃片拼成的，易溯走近了看，那些玻璃片有的蓝得像深海，有的红得像火焰，有的金得像正午的阳光，成千上万片拼在一起，组成了一幅铺满整面墙的巨大画卷。教堂前面的草坪很大，绿得像一块刚刚铺好的天鹅绒地毯，边缘修剪得整整齐齐，和浅色的石板路形成一条笔直的界线。
有人在草坪上跑步，有人在长椅上看书，有人背靠棕榈树吃早餐。没有人高声说话，整个校园安静得像一座被精心打理的花园，只有鸟叫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钟声。
易溯沿着一条铺满落叶的小路往里走。路两边的建筑风格统一，红瓦屋顶，黄色的砂石墙面，拱形的回廊一个接一个，把整栋楼的底层围成一圈。阳光从拱廊的缝隙里射进来，在地面上切出一道一道斜长的光带，明暗交替，像钢琴的黑白键。他走过拱廊的时候，脚步声在石拱顶下产生了回声，一下一下的，被拱廊拉长又压缩，变成一种闷闷的、像心跳一样的声响。
他路过了一个庭院，四四方方的，四面都是拱廊，中间是一个喷泉。喷泉没开，池子里落满了橡树的叶子，褐色的，卷曲的，边缘已经干透了，堆在一起像一座小小的山。一只松鼠蹲在池子边上，两只前爪捧着一颗橡果，正在啃，看见易溯走过来，尾巴甩了一下，没跑，继续啃。
他在一张长椅上坐下来。长椅是木头的，被太阳晒得温热，椅背上刻着一行字，是一个毕业生的名字和年份，字迹已经模糊了，只能看出大概是六七十年代的。从这里能看到胡佛塔的全貌，塔身是橘黄色的砂石，底部宽，顶部窄，像一个倒扣的喇叭。塔顶的钟楼在阳光下泛着铜绿色的光泽，那盏红灯在白天看不太清楚，但仔细看还是能分辨出来，嵌在铜绿的背景里，像一颗暗红色的宝石。
他坐在那里，看着来来往往的人。学生们背着双肩包，手里拿着咖啡杯，从一栋楼走到另一栋楼，脚步不快不慢。
他在校园里逛了将近两个小时。走了纪念教堂、胡佛塔、法学院、工程学院，最后走到了计算机科学系所在的那栋楼。楼不新，外观和校园里其他建筑风格一致，红瓦黄墙，拱形回廊，看不出任何“高科技”的痕迹。但门口停着的几辆自行车上贴着计算机科学系的贴纸，窗户后面能看到一排排的工作站，淡绿色的屏幕上跳动着白色的代码，从外面看不太清楚，但那种光他太熟悉了，看一眼就知道是什么。
他在那栋楼前面站了一会儿，没有进去。然后转身，沿着原路走回了家。
到家的时候快中午了。他推开门，闻到了一股炖肉的香味。
厨房里站着一个女人，五十多岁，头发花白，扎着一个低马尾，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围裙。她的脸圆圆的，皮肤很白，眼角有很多细纹，但笑起来的时候那些细纹像扇子一样展开，看起来很温暖。她是周承请来照料易溯生活的阿姨，姓陈，香港人，移民美国二十多年了，住在帕洛阿尔托附近，每天过来做一顿饭，收拾一下房子，其余时间不打扰。
“易生，返咗啦？”陈阿姨用粤语跟他打招呼，普通话带很重的口音，但能听懂，“饭就快好，你洗洗手，坐一下。”
易溯应了一声，上楼换了衣服，洗了手，下楼的时候，餐桌上已经摆好了两菜一汤。清炒西兰花，豉汁蒸排骨，一碗番茄蛋花汤，旁边是一碗白米饭，米饭压得很实，冒出一个圆润的尖。陈阿姨在厨房里擦灶台，擦完了把抹布洗净晾好，解下围裙，跟他说“我走先啦，碗碟放洗碗机就得”，然后走了。
易溯坐下来，拿起筷子。西兰花炒得刚好，脆而不生，蒜蓉的香味渗进了每一朵花冠里。排骨蒸得很烂，筷子一夹就骨肉分离，豉汁的味道不咸不淡，和肉的油脂混在一起，拌饭正好。他吃了大半碗饭，喝了一碗汤，把剩下的菜用保鲜膜封好，放进冰箱，把碗筷放进洗碗机，关上了厨房的灯。
他站在客厅里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地板上，把木纹照得清清楚楚。窗外那棵柠檬树在午后的光线里显得很安静，叶子一动不动，青色的柠檬挂在枝头，表面有一层薄薄的白霜。远处传来割草机的声音，嗡嗡嗡的，由远及近，又由近及远，最后消失在某栋房子的后院。
他上楼，躺回床上。时差还在，身体知道现在是加州的下午，但胃和大脑还觉得是香港的凌晨。他翻了个身，拿起床头柜上那本导览手册，翻到计算机科学系的那一页，看了几行字，然后把书合上，放在枕头旁边。那束花的花瓣边缘已经完全蔫了，白色的花瓣变成了半透明的淡黄色，但形状还在，一朵一朵地挤在一起，像一个被晒干的花环。他伸手碰了碰其中一朵，花瓣在他指尖碎成了几片，落在了床头柜上，像碎了的纸屑。
他把手收回来，看着天花板。天花板是白色的，很高，上面有一盏吊扇，扇叶是木头的，静静地悬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
他在想周承，那个人的名字自己从脑子里浮上来的，像水底的泡泡，不知不觉就冒到了水面。他想起周承昨天在电话里的声音，隔着太平洋，听起来比平时远了一些，但那种稳稳的、不急不躁的调子还在，像一根线，从香港牵到这里，拴在他的手腕上，松松的，不勒人，但他知道它在。
他把被子拉到下巴，翻了个身，面朝窗户。阳光透过窗帘照进来，在他的眼皮上画出一片温暖的橙色。他闭上了眼睛，呼吸慢慢变深了，意识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，像一艘船慢慢驶离港口，港口的灯光越来越小，越来越暗，最后全部融进了那片温暖的、橙色的黑暗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