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章:休息

易溯在周宅的第一晚几乎没有睡着。

床太软了。不是那种让人不舒服的软，是那种身体陷进去就起不来的软，像被一团棉花裹住了，翻个身都要使半天劲。被子也厚，香港五月的天气已经闷热，房间里虽然开着空调，但被子压在身上还是让他觉得喘不过气。他把被子掀到一边，只盖一个被角，又觉得冷。折腾到凌晨两点多，他干脆坐起来，靠在床头，盯着窗外的夜色发呆。

窗帘没拉严实，月光从缝隙里挤进来，在地毯上画出一条细细的白线。房间很大，大得有点过分，他从床边走到门口要走上七八步，这在梅录的出租屋里够从折叠床走到门口两个来回。衣柜是嵌在墙里的，深色的木门，铜质的拉手，拉开的时候能闻到一股淡淡的木头味。书桌上放着台灯，他拧了一下开关，灯亮了，橘黄色的光照亮了桌面上一叠空白信纸和一个装了一半墨水的钢笔。

他把灯关了，回到床上躺着。脑子里乱七八糟地想了很多事情，但想得最多的还是梅录。他没有留口信。

从赌场出来之后，灰夹克直接把他带上了车，他没有机会回去告诉梅录自己去了哪里。梅录今晚加班盘点，最早也要凌晨四点才能回到出租屋。她回去以后会发现他不在，折叠床是空的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——那是他每天早上的习惯。桌上他放的那二十块钱还在，她一看就知道他没回来过。

她会不会以为他出事了？会不会以为他不辞而别了？会不会到处找他？

易溯翻了个身，面朝窗户。月光又亮了一点，白线变成了一条白带，横在房间中央，像一把尺子，量出了这个房间的宽度。

他得回去一趟。当面跟梅录说清楚。

这个念头像钉子一样钉在他脑子里，钉了一整夜。他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，梦里全是梅录出租屋里的画面——折叠床、铁皮柜、窗户外面密密麻麻的晾衣杆、隔壁炒菜的油烟味。他梦见自己站在出租屋门口敲门，敲了很久都没人开，他喊梅录的名字，没人应。

他醒了。天已经亮了，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涌进来，比昨晚的月光亮得多，在床单上铺出一片金色的光斑。他坐起来，看了一眼手机——早上七点二十三分。手机的电量还有百分之六十三，他把屏幕按灭了，放回枕头底下。

起床，洗漱，换衣服。

卫生间大得像一间卧室。洗手台是双台盆的，台面上摆着两套洗漱用品，都是没拆封的，牙刷新牙刷，牙膏是进口牌子，他没见过。浴缸靠窗，窗台上摆着一排洗浴用品，标签上全是英文。他没用浴缸，站在淋浴间里冲了个澡，水压很大，水温稳定，不像梅录那里的热水器，洗到一半会突然变冷。

他穿好衣服。衣柜里的衣服是他的尺码，深色的长裤，白色的衬衫，还有一件薄外套。标签都还在，他拆掉了一件白衬衫和一条深色裤子的标签，穿上了。衬衫的领口刚好，袖长也刚好，像是量身定做的。

下楼。

楼梯是弧形的，铺着深色的地毯，踩上去一点声音都没有。楼梯间的墙上挂着油画，画的是海上的船，笔触很细，海浪的颜色从深蓝到浅蓝层层过渡，像是照片印上去的，但凑近了能看到颜料堆积的纹理。

大厅里没有人。地面是浅灰色的大理石，光可鉴人，他踩在上面能看清自己的倒影。头顶的水晶吊灯关着，但阳光从落地窗照进来，在水晶的切面上折射出细碎的彩虹色光点，散落在墙上、地上、天花板上，像有人抓了一把碎宝石撒在了房间里。

“易先生，早。”

阿忠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大厅的门口，手里端着一个托盘。托盘上是一碗白粥、一碟小菜、两个叉烧包、一杯温豆浆。他把托盘放在偏厅的餐桌上，拉开椅子。

易溯走过去坐下。白粥熬得浓稠，米粒已经煮开了花，入口绵软。叉烧包的面皮松软，掰开以后热气冒出来，里面的叉烧馅甜咸适中，肥瘦相间。他吃得很快，但不急，每口都嚼得很仔细。

吃到一半的时候，他放下筷子，抬起头。

“我想回去看我姐姐。”

阿忠站在偏厅门口，听到这话，没有立刻回答。他微微低了一下头，像是在考虑怎么措辞。

“周先生的意思是，今天太晚了。”阿忠说，“您先在宅子里休息，明天再安排。”

易溯看了一眼窗外。天已经大亮了，太阳从东边升起来，把整个花园照得金灿灿的。他说：“现在才早上。”

“周先生说的是昨晚的意思。”阿忠说，“您昨晚到的时候已经过了十点，那个时间再让您出门，不合适。”

易溯沉默了几秒。昨晚到的时候确实不早了，他从赌场出来已经快十点，又坐了很久的车上山，等安顿下来起码十一点。那个时间回佐敦，找到梅录，再解释清楚一切，确实不现实。

但他还是想回去。

“那我现在去。”他说。

阿忠站在原地，身体微微前倾了一点，姿态恭敬，但语气没有松动。

“周先生已经安排人去通知梁小姐了。”他说，“今天一早，有人去了梁小姐的住处，留了口信，说您找到了新的住处，一切安好，请她放心。”

易溯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一下。

“去过了？”

“去过了。”阿忠说，“今天凌晨就去了。怕梁小姐早上出门前没收到消息，特意赶在她上班之前。”

易溯没说话。他低头看着碗里剩下的小半碗白粥，拿起筷子，把粥喝完了。然后放下碗，把筷子并排放在碗沿上，坐直了身体。

“她信了吗？”他说。

“口信带到了。”阿忠说，“梁小姐听完了，问了句‘他没事吧’，我们说没事，她就没再问了。”

易溯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——梅录站在出租屋门口，穿着一件旧T恤，头发还没梳，听完一个陌生人说“易溯没事，有人照顾他，你别担心”，她不会追问，不会纠缠，不会表现出太多的情绪。她会说一句“哦，知道了”，然后把门关上。关上门以后，她会靠在门板上站一会儿，然后去洗漱，然后去上班。

她就是那样的人。

易溯站起来，把椅子推回桌下。

“那我自己去。”他说，“我不放心。”

阿忠看了他一眼。那一眼很短，但易溯注意到他的表情微微变了一下——不是为难，是那种“我料到你会这么说”的了然。

“周先生的意思是，您今天先在宅子里休息。”阿忠说，“司机明天送您去。”

“我明天去也行。”易溯说，“但我今天想先跟她通个电话。”

阿忠沉默了两秒。

“梁小姐的住处没有电话。”他说。

易溯又沉默了。梅录的出租屋确实没有电话。她连手机都没有，不是买不起，是觉得没必要。她说她每天不是在茶餐厅就是在赌场，要么就是在路上，装个电话有什么用。

“那她怎么联系我？”易溯说。

阿忠微微点了一下头，像是在说“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考虑过了”。

“梁小姐那边，我们会留一个联系方式。”他说，“如果她需要找您，随时可以联系到。周先生已经安排好了。”

易溯站在偏厅的餐桌旁边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他的肩膀上。他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，但他的手指在桌沿上轻轻叩了两下，然后停住了。

“好。”他说。

他上楼了。

周承下楼的时候，易溯已经回房间了。

阿忠站在大厅里，把刚才的情况简单说了一遍。周承一边听一边扣袖扣，扣完了把外套从衣架上拿下来，穿上，整了整领子。

“他吃饭了吗？”周承问。

“吃了。白粥、叉烧包、豆浆。”阿忠说，“水果没动。”

周承没说什么。他从偏厅的桌上拿起一个文件夹，翻了翻，又放下了。

“明天上午，让司机送他过去。”他说。

“好的，少爷。”

周承走到门口，停了一下，回头看了一眼楼梯。

“让厨房晚上炖个汤。”他说，“他太瘦了。”

然后他出门了。

这一天易溯几乎没怎么出房间。

他在书桌前坐了一会儿，翻了翻桌上那叠空白信纸，拿起来又放下了。他想写点什么，但又不知道写给谁。写给梅录？他明天就见到她了。写给以前的自己？那太矫情了。

他把信纸放回去，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。

白天的周宅和晚上完全不一样。从窗户望出去，能看到整片山坡——草坪修剪得像一块绿色的绒毯，边缘种着矮松和杜鹃，杜鹃开了，粉红色的花朵一团一团的，在阳光下亮得像点了灯。草坪往下是一排棕榈树，树干笔直，树冠像一把撑开的伞，在风中轻轻摇晃。再往下就是山坡了，山坡上种满了树，深深浅浅的绿色一层叠一层，最远处是海，海面上有几艘白色的船，小得像玩具。

他看了一会儿，又把窗帘拉上了。

中午阿忠来敲门，说午餐准备好了。易溯下楼吃了，米饭、清炒时蔬、糖醋排骨、一碗番茄蛋花汤。排骨做得好，外酥里嫩，糖醋汁挂得刚好，不酸不甜。他吃了一碗饭，又添了半碗。

吃完饭他在大厅里坐了一会儿。大厅太大了，坐一个人显得空荡荡的。他换到偏厅，偏厅小一点，但还是觉得空。最后他回了房间，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。

天花板很高，上面有一盏吊灯，白天看的时候不像晚上那么神秘，就是一圈一圈的玻璃片串在一起，落了一层薄薄的灰。他盯着那盏灯看了很久，脑子里什么也没想，就是眼睛睁着，看着那些玻璃片在阳光里微微反光。

下午阿忠又来了，问他需不需要什么。他说不需要。阿忠说周先生晚上回来吃饭。他说知道了。

傍晚的时候，易溯听到楼下有车的声音。引擎从远到近，然后熄火了，然后是车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。他没下楼，但也没回房间，就站在二楼的走廊上，靠着栏杆往下看了一眼。

周承从大门走进来，把外套递给阿忠，松了松领带。他今天看起来比昨天正式，深色的西装，白衬衫，领带打得一丝不苟，头发也梳得整整齐齐。他走进大厅的时候抬头看了一眼二楼，正好和易溯的目光撞上了。

易溯没躲。周承也没躲。

两个人隔着十几级台阶的距离对视了大概两秒钟。周承微微点了一下头，易溯也点了一下头。

然后周承去换衣服了，易溯回到房间里。

晚餐是两个人一起吃的。四菜一汤，清蒸鲈鱼、红烧肉、上汤娃娃菜、蒜蓉西兰花，配一盅排骨汤。易溯吃得很认真，每道菜都尝了，红烧肉多夹了两块。周承吃得不多，但吃得很慢，偶尔放下筷子喝一口汤，偶尔看一眼易溯。

“司机明天十点在门口等你。”周承说。

易溯抬起头。

“阿忠跟我说了地址。”周承说，“佐敦，你姐姐的住处。”

易溯点了下头。他想说谢谢，但觉得今天说了太多次了，就没说。他低头继续吃饭，把碗里的米饭吃干净了，把汤也喝完了。

吃完饭，他站起来，把椅子推回去。

“谢谢周先生。”他说。

周承正在喝茶，听到这个称呼，茶杯在嘴边停了一下。他放下杯子，看着易溯。

“叫周承就行。”

易溯看了他一眼。那张脸上还是什么都没有，但他的眼睛眨了一下，像是在犹豫要不要接这个话。

“好。”他说。

他上楼了。

这一晚他睡得比前一晚好。不是床变软了，是他的身体终于认了。他翻了个身，把被子拉到下巴，闭上眼睛，脑子里想的不是梅录，是明天的路。司机会从哪条路走？会不会堵车？梅录上午在不在家？她要是不在，他去哪找她？

这些问题在他脑子里转了几圈，然后慢慢地、一个一个地散了。

他睡着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易溯下楼的时候，阿忠已经在偏厅等着了。早餐和昨天不一样——今天是牛奶、麦片、煎蛋、吐司和果酱。易溯坐下来，吃了两片吐司，喝了一杯牛奶，把煎蛋也吃了。

“车在门口等了。”阿忠说。

易溯放下叉子，站起来，往外走。

走到门口的时候，他停了一下。大门外面，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台阶下面，司机已经拉开了后座的门，站在旁边等着。车在阳光下黑得发亮，连轮胎都像是新换的，胎纹里嵌着的石子都被挑干净了。

他上了车。

车驶出铁门，沿着太平山的盘山公路往下开。山道两旁种满了树，有些是棕榈，有些是他叫不出名字的阔叶乔木，枝叶在空中交错，把阳光切碎成一片一片的光斑，落在车窗上，明明灭灭。路的一侧是山体，另一侧是栏杆，栏杆外面就是山坡。从车窗望出去，能看到山下的楼宇从树梢的缝隙里露出来，一栋一栋的，远的近的，高的矮的，层层叠叠地铺到海边。

车转过一个弯，视野突然开阔了。整片维多利亚港像一幅画卷一样在眼前展开——中环的高楼、湾仔的写字楼、铜锣湾的密集楼宇，全都缩成了小小的剪影，沿着海岸线一字排开。海面上有几艘渡轮，拖着白色的浪尾，慢悠悠地从港岛划向九龙。再远一点，九龙的山影在雾气中若隐若现，像一层淡灰色的纱幔，挂在天的尽头。

易溯靠在座椅上，目光落在那片海上。他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，但他的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着，一下一下的，没什么节奏，就是闲不住。

车继续往下开，从中环穿过去，进了海底隧道。隧道里的灯光一盏接一盏地从车窗外掠过，橙黄色的光连成一条线，像一根发光的绳子，牵着车往前走。出了隧道就是九龙，街道变窄了，楼变旧了，招牌变多了。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霓虹灯管在白天的日光下显得有些暗淡，但依然密密麻麻地挂满了整条街，从楼顶垂到二楼，从二楼伸到路中央，一个叠一个，像一场彩色的雪崩，把天空切成了不规则的碎片。

易溯认出了这条路。

前面那个路口左转，再走两条街，就是梅录的出租屋。那条巷子很窄，车开不进去，每次他都是从巷口走进去的。巷口有一家凉茶铺，老板是个老头子，每天都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看报纸，从早看到晚，报纸翻得哗哗响。

他往前倾了一点，手搭在前座的靠背上，透过前挡风玻璃看着前面的路。

他看见凉茶铺了。老头子今天没坐在门口，卷帘门拉下来一半，可能是休息。巷口停着一辆手推车，车上堆着纸皮和塑料瓶，不知道是谁家的。巷子里面还是老样子，窄窄的，两边的墙上贴满了招租广告和寻人启事，地面湿漉漉的，不知道是昨晚的雨水还是楼上空调滴的水。

车停在了巷口的路边。

易溯推开车门，下了车。

他站在巷口，阳光从头顶直直地照下来，把整条巷子照得白花花的。他的影子缩在脚底下，一小团，黑黑的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抬脚走进了巷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