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章:花店

巷子还是那条巷子。

两边的墙面上贴着花花绿绿的广告，搬家的、通渠的、收二手电器的，一层叠一层，新的盖住旧的，边角被雨水泡得起翘，风一吹就哗啦啦地响。地面湿漉漉的，不知道是昨晚的雨还是楼上空调滴的水，踩上去能感觉到鞋底和石板之间隔着一层薄薄的水膜。

易溯走得不快，但步子很大。巷子不长，二十几步就走到了头，拐个弯，再走几步，就是那栋旧楼。楼门口的防盗门是坏的，虚掩着，一推就开。楼道里很暗，灯泡灭了好几个，剩下的那盏发出昏黄的、有气无力的光，照着墙上用喷漆写的大字。楼梯的水泥台阶被踩得坑坑洼洼，扶手是铁的，漆掉了一大半，露出下面锈迹斑斑的铁管。

易溯上了三楼，走到那扇熟悉的绿色铁门前，抬手敲了三下。

等了几秒，没人应。

他又敲了三下，比刚才重了一点。

门开了。

梅录站在门口，穿着一件旧T恤和一条运动短裤，头发随便扎在脑后，脸上没化妆，眼睛下面挂着一圈青黑，看起来刚睡醒没多久。她看到易溯的第一眼，表情没什么变化，就是看了他一眼，然后侧身让开了门。

“进来。”

易溯走进去。

出租屋还是那个样子。折叠床靠墙放着，被子和枕头叠得整整齐齐，床单拉得没有一丝褶皱——这是梅录的习惯，不管多累，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把床铺好。铁皮柜立在床边，柜门关不严，用一根铁丝拧住了。窗户开着，外面是密密麻麻的晾衣杆，挂着床单、内衣、几件T恤，风一吹就鼓起来，像一排五颜六色的帆。

一切都没变。他走了三天，这里什么都没变。他每天早上叠被子的位置，他放在桌上的那二十块钱，他用铁丝修好的那双人字拖——都还在原来的地方，分毫未动。

唯一不同的是桌上多了一个杯子，杯子里泡着一杯茶，已经凉了，茶叶沉在杯底，像一摊深绿色的淤泥。

梅录坐到折叠床上，指了指那把折叠椅，示意易溯坐。

易溯没坐。他站在屋子中间，看了一眼桌上的二十块钱，又看了一眼梅录。

“你今天没上班？”他说。

梅录没回答这个问题。她从床头摸出一盒烟，抽出一支，点上，吸了一口。烟雾从她鼻腔里喷出来，在狭小的房间里散开，混着房间里的霉味和洗衣粉的味道，变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。易溯以前没见她抽过烟。

“你这两天去哪了？”她说。声音不大，语气也平，但易溯听得出那层平淡底下压着的担心，是那种憋了两天终于等到人回来了、想把心放下来但还没完全放下来的那种感觉。

易溯张了张嘴，想说点什么，但梅录没给他机会。她夹着烟的那只手摆了摆，示意他先别说话。

“你先听我说。”她说。

她又吸了一口烟，把烟灰弹进桌上的茶杯里。她低着头，看着烟头上那截灰白色的灰烬，说出来的话不紧不慢的，像是在念一份已经打好草稿的文件。

“你走的那个晚上，我下班回来，你不在。我以为你出去买宵夜了，没在意。等到三点多你还没回来，我开始觉得不对。四点多我又出去找了一圈，附近几条街都走了，没找到。我寻思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，要不要报警。但你是黑户，报警等于自投罗网。”

她顿了一下，把烟叼在嘴角，伸手拿起桌上的二十块钱，看了看，又放下了。

“第二天早上，有人敲门。开门一看，是个穿西装的男人，看着体体面面的，说话也客气。他说他姓周，是周先生的助理，说你现在住在周先生家里，有人照顾你，吃得好住得好，让我不用担心。说完就走了。”

“我当时没信。”梅录抬起头，看了易溯一眼，“我寻思你是不是被人骗去做了什么事。这种事情我见得多了，有人专骗大陆来的年轻人，说是介绍工作，拉过去就是做非法的事情。我担心了一整天，上班都没心思，被张经理骂了两回。”

她说到这里，把烟掐灭了，烟头扔进茶杯里，嗤的一声轻响。

“然后昨天，那个姓周的又来了。这次不是来传话的，是来送东西的。”

易溯的眉毛动了一下。幅度很小，但确实动了一下。

梅录站起来，走到铁皮柜前面，拉开那扇关不严的柜门，从里面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递给易溯。易溯接过来，打开，里面是一叠文件。他抽出来看了几眼，翻了两页，然后停住了。

那是一份房产转让协议。尖沙咀，一间临街铺面，面积不大，但位置不错，离地铁站步行不到五分钟。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，房产无偿转让给梅录女士。

易溯翻到最后一页，转让方的签名处写着一个名字：周承。

他把文件放回信封，捏着信封口，没说话。

“不止这个。”梅录说，“他还给我找了一个花卉种植基地的长期合作。就在新界，专门供鲜花的，品质好，价格比花墟批发还便宜。他说货源不用我操心，他们会帮我谈好价格和配送，我只管开店就行。”

她坐回折叠床上，双手撑在膝盖上，身体微微前倾。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落在她的肩膀上，把她那件旧T恤照得发白。

“我这辈子，没想过能有自己的店。”她说，“在茶餐厅打工，在赌场做服务员，一个月下来刚够吃饭交租，存不下什么钱。我以前想过开个花店，但也就是想想。香港的铺租多贵你不是不知道，我这点工资，攒到老了都租不起一间。”

她的声音还是不大，语气还是平的，但易溯注意到她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语速比平时慢了一点。她不是一个擅长表达的人，这些话大概在她心里转了很多遍，才变成现在说出来的样子。

“我喜欢花。”她说，“小时候在乡下，家门口种了一棵白兰树，每年夏天开花，满院子都是香的。来了香港之后住在这种地方，连盆花都养不活，没阳光，没地方。”

她抬起头，看了易溯一眼，嘴角动了一下，不是笑，是一个很淡的、带着点自嘲的表情。

“现在有人把铺面和货源都送到面前了，我要是还不要，那就真是傻子了。”

易溯一直没说话。他站在屋子中间，手里捏着那个牛皮纸信封，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，但他的眼睛没有从梅录脸上移开过。

他认识梅录的时间不长，但他知道她不是一个会轻易接受别人馈赠的人。她能收下周承的东西，只有一个原因，这些东西是她就是真正想要的。

梅录看着他，脸上的表情慢慢变了。刚才说花店时的那点柔和收了起来，眼神变得认真起来，带着一种她平时很少露出的严肃。

“现在你跟我说。”她说，“那个周先生是谁？他为什么帮你？他为什么给我这些东西？你到底在他那里做什么？”

四个问题，一个接一个，没有停顿，像是在心里憋了两天，终于一口气倒出来了。

易溯沉默了几秒。

“他想资助我读书。”他说。

梅录看着他，没接话。

“他帮我办户口，让我住在他家，供我上学。”易溯说，“条件是以后为他做事。”

“做什么事？”

“没具体说。”

梅录盯着他看了几秒，目光像一把尺子，从头到脚量了他一遍。

“你信他？”她说。

易溯想了想。

“他没必要骗我。”他说，“他要真想害我，不需要花这么多功夫。”

梅录没说话。她从床头又摸出一支烟，没点，夹在指间转了转。这是她思考时的习惯动作，易溯以前没见过，可能她以前没有需要这样认真思考的事情。

“我听那个姓周的助理说，他家里是做海运的，很有钱。”梅录说，“这种人，做事都有目的。他帮你，肯定是觉得你以后能给他带来更大的好处。你自己想清楚，你能给他带来什么？”

易溯没回答这个问题。不是不想回答，是他也还没想明白。一个穿越来的程序员，在1994年的香港，能带来什么？他知道互联网会在未来十年改变世界，他知道哪些公司会崛起、哪些技术会爆发，但这些知识现在还不能变现，不能转化为任何实际的价值。

梅录看他沉默，没有再追问。她把那支没点的烟放回烟盒里，站起来，拍了拍裤子上的褶皱。

“走吧。”

“去哪？”

“花店。”梅录说，“还没弄好，带你去看看。顺便跟你说一声，赌场那边我已经帮你辞了，张经理说工钱给你结到上个月月底，回头我去拿。”

易溯跟在她后面出了门。

花店在尖沙咀的一条横街上，离地铁站不远。铺面不大，门脸大概三米宽，但进深不错，里面是一个长方形的大开间，光线充足，三面墙都可以用来摆花架。门口的人行道不宽，但足够摆两个花桶，撑一把遮阳伞。

梅录拿钥匙开了卷帘门，卷到一半的时候卡住了，她用力往上推了几下，卷帘门哗啦哗啦地响了一阵，终于全部缩进了门头上方的铁盒里。

里面还没整理好。地面是水泥的，墙面上还留着上一家租户贴的壁纸残片，白色的底上印着淡蓝色的碎花，已经褪色了，边角翘起来，用手一碰就掉渣。天花板上吊着一根光秃秃的日光灯管，打开开关以后闪了好几下才亮起来，发出嗡嗡的电流声，光线惨白，把整个房间照得像一间手术室。

但梅录站在这个空荡荡的房间里，整个人不一样了。

她的背挺直了，头抬起来了，眼睛里的光不一样了——不是兴奋，是一种很安静的、踏实的、像是终于踩到了实地的光。她走到房间正中间，转了一圈，目光扫过每一面墙、每一寸地面、天花板上那根嗡嗡响的日光灯管，像是在看一件已经属于她的东西。

“这里以前是个干洗店。”她说，“老板不做了，铺面空了大半年。周先生的人来谈的时候，房东一开始不肯租给花店，说卖鲜花的会弄湿地面。后来不知道他们怎么谈的，房东又同意了。”

她走到墙边，用手摸了摸那层起翘的壁纸。

“这些都要撕掉，重新刷漆。我想刷成浅绿色的，淡一点，像春天刚发芽的那种绿。”

易溯站在门口，看着她在空荡荡的房间里走来走去。她走到这面墙前面比划了一下高度，说这里可以放一个三层花架；走到那面墙前面蹲下来，说这里可以放一个矮柜，收银用的；走到窗户前面往外看了一眼，说门口可以摆两个木桶，卖那种十块钱一扎的满天星和小雏菊。

她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语气和平时不一样。平时她说话是直的、快的、不带什么修饰的。但说起花店的时候，她的语速慢了下来，每个字之间都多了一点停顿，像是一个人在小心翼翼地捧着一碗满满的水，怕洒了。

易溯靠在门框上，看着她。

“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？”他说。

“请一个人。”梅录说，“我当老板，请一个员工，两个人应该够了。进货、理花、包花束、收银，都是些手上功夫，不难。”

她说“我当老板”这三个字的时候，嘴角终于有了一点弧度。不是笑给易溯看的，是笑给自己听的，像是在确认这三个字从自己嘴里说出来是什么感觉。

易溯没再问了。

他在花店里待了大概二十分钟。梅录带他看了每一个角落，告诉他每一面墙打算怎么布置、每一种花打算摆在哪里、门口的招牌打算做成什么颜色。她说这些的时候，易溯就听着，偶尔点一下头，偶尔说一句“嗯”。他说得很少，但他听的每一句都记住了。

二十分钟后，梅录看了看手表，说差不多了。

“你回去吧。”她说，“别让那边的人等。”

易溯站在花店门口的人行道上，阳光从头顶直直地照下来，把两个人的影子缩成脚下两团黑乎乎的影子。

“有什么事，让人带话给我。”梅录说，“那个姓周的助理说他随时能联系到。”

易溯点了点头。

“照顾好自己。”梅录说，“别被人骗了。”

“好。”

梅录看了他一眼，抬手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。不重，就是轻轻拍了一下，像姐姐拍弟弟那样。

然后她转身进了花店，把卷帘门拉下来，咔嗒一声锁上了。

易溯站在原地看了那扇卷帘门两秒钟，然后转身，往巷口走。

司机还在路边等着，车没熄火，排气管冒着若有若无的白烟。易溯拉开车门，坐进去，靠在后座上。座椅是真皮的，被太阳晒得有点烫，隔着衣服贴在背上，暖烘烘的。

司机没说话，挂了挡，车驶出巷口，汇入尖沙咀的车流。

易溯靠在座椅上，看着窗外的街景往后退。茶餐厅、金店、找换店、药房，招牌一个接一个地从眼前掠过，红色的绿色的蓝色的，在阳光下亮得刺眼。街上的人很多，拎着购物袋的师奶、穿着校服的学生、西装革履的白领，每个人都走得很急，好像全世界都在赶时间。

他的脑海里还是刚才梅录站在花店正中间转圈的那一幕。她转圈的时候，脸上的表情不是高兴，不是激动，是一种很安静的、像是在确认什么的表情。她在那间空荡荡的、还没装修的、只有一根日光灯管的铺面里转了一圈，然后她就知道了——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。

易溯闭上眼睛，后脑勺靠在座椅头枕上，感觉到车在平稳地往前开。

他把那间出租屋、那扇绿色的铁门、桌上那二十块钱、茶杯里的烟头、折叠床上叠得整整齐齐的被子——所有这些画面一件一件地收起来，放进脑子里的某个角落，然后把那个角落的门关上。

车上了山。阳光从车窗外斜照进来，落在他的膝盖上，暖洋洋的。他没有睁眼。

车停在周宅门口的时候，阿忠已经站在台阶下面等着了。他拉开车门，易溯下了车，看了他一眼，什么话都没说，走进了大门。